嘉峪关选调女孩：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，只是五斗米嫌少

一个求被体制化而不得的故事。

各位好，今天头疼，不写正稿了，有读者点题问武汉大学一位选调生女孩小作文的事，那我就简单聊两句我的看法。

武汉大学一个德语专业的女研究生考上故乡甘肃的选调生，但被分配到了嘉峪关。这个女生对此却非常不满。于是就写了一篇小作文发在网上，抱怨说“嘉峪关就是落后的戈壁滩小县城，她在那里被禁锢，动弹不得”。而且在火车上，她还展开了不少联想，一会儿说自己像个被贩卖的黑奴，被拉到不同的地方。一会儿又说自己像个被卖过去的妓女，只不过出卖的是自由和灵魂。

这篇感慨性质的小作文发到网上去之后，引发了不少争议。大体上说，左派都在清一色的批评这个女孩“小布尔乔维亚式的矫情”、“看不起基层”、“没有吃苦精神”、“既然考了选调生，却不愿做螺丝钉”，还有知名大v上得一手好纲线，考证出嘉峪关是新中国的“核城”，这女生看不起嘉峪关就是看不起为核事业献身的英烈，一下子不仅不配待在体制内，简直要涉嫌违反《英烈法》了。

而自由派的大V倒是有不少替这位女生说话的，比如我常看的一位作者，就说能写这样的文章，说明这个女孩“还有自我意识，还想着表达，这就表明，她没有“成为一个螺丝钉”的觉悟”。

但抱歉，可能正因为后一种解读相较之下还是比较说人话的，我反而对这种定义还有点不一样的理解。我觉得这个女孩之所以写这样的小作文，问题不在于她不想成为“螺丝钉”，反而是她太想成为某种螺丝钉了，以至于跟其他螺丝孔型号不配适。

是的，很多人在读完这篇小作文之后都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这篇文章的“精致利己”气息其实非常浓。而这种味道的浓厚，其实来自于这个女孩其实从找工作的时候开始，就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并且需要通过什么手段达到它——手拿8个offer，却依然要继续去考家乡的选调生，为的就是“把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发挥好”。

而且通过文章你能感觉到，这个女生对自己想要考一个什么选调生有清晰的诉求，并为此做了一切可以做的。然后想，“按照这个分数，再加上还算拿的出手的学校，就算省上再盲分，也能留在兰州留在家了吧。”

简单的说，这个女孩之前的所有努力，就是想要一个能够留在故乡兰州的体制内工作而已。

这哪里是“没有做好当一颗螺丝钉的觉悟”啊。这是早在学校里的时候，就恨不得把选调生的要求搬过来当图纸用，把自己按在车床上反复打磨，力争一个丝的误差都不要有的高觉悟。

只不过，不幸的误差在于，机缘巧合或者别的什么原因，女孩梦想的那个“螺丝孔”最后没要她，她被“发配”到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位置上去，也就是她文中所说的：“钱少事多离家远”的嘉峪关市直单位。

在我看来，弥漫了这篇小作文后半部所有不甘与怨气的诱因，不过就是这么一个不如意。

女孩不是不愿意、不甘心或者哪怕不适应被体制化，而是她满心满意做好了被体制化的准备，可是事到临头，发现要被体制的那个体制化，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体制化。于是就怒而小清新了一把。

换句话说，不是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，而只是“五斗米嫌少”。

如果体制给她的禄米到七斗八斗，甚至一石，她本来是满心满意准备投入体制怀抱的。就像她自己说的，“恨不得把自己嘴角都黏到天上去，好让我灿烂的笑闪烁到考官睁不开眼”。

多说一句，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硕士，一个“谄笑”可以概括的表情，本不需要耗费这么多字来形容。

那么一个有趣的猜想也就产生了，假如，这个女生不是被“发配”到嘉峪关，而是得到了她之前向往的“钱多事少待遇好离家近”的体制内职位，你觉得她会如何珍惜这个职位呢？

比如说，在某些的特殊时期，让她把这某个口子，某个缺了某个章、某个码、少测了一次核酸却有急事，甚至人命关天的老百姓要从她那里过，你觉得她会冒着自己丢工作或者仕途受影响的风险，让人家就这么过了么？

我觉得肯定是不会的，因为你看，为了找这么一份工作，她已经如此努力、如此拼搏、把获得这样一个职位看成如此大的幸福，把痛失这样一个位置看成了如此大的不幸。甚至哪怕这个体制内职位不是她最想要的，她也愿抱着巨大的埋怨往里面挤。

你觉得这么一个人，她会为了给别人的切身权益，去损害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“螺丝孔”么？

我觉得不会的，真要能有幸得到这个机会，她八成会是这个岗位上最冷酷无情、最照章办事、最循规蹈矩的合格螺丝钉。

因为她把这个工作看的如此重要，付出的如此之多。

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，只是嫌弃五斗米太少。

从工作到现在，我看到了一代又一代刚入职的年轻人，有过类似的“向往自由”“反体制”的小情绪，但我始终觉得这种矫情是没太有意义的，这就像另一些人抱怨特权只是因为自己不是特权的受益者一样。这些年轻人貌似反对“被安排”“被体制化”，只是因为体制没给他们他们想要的那种安排。

然后我看到这个姑娘在“被发配”的路上想到了很多，什么王昭君、固伦公主、韩愈、苏轼什么的。看来中文系确实没白读，还有这么丰富的联想能力。但是我觉得这姑娘似乎忘了一个问题，无论是被和亲的王昭君们，还是被贬黜的苏轼们，他们人生的最大问题是自己完全没有选择权。这和这位手拿了9份offer、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那份让她不满意的体制内工作、满怀一肚子矫情，最后还是远赴千里之外上班的她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。

苏轼们没得选，而她其实有的选，在前往嘉峪关就职的火车上，她完全有自由在任何一个车站下车，发个短信说这破活儿我不干了，去找一份她想做的工作。

但她没有，对铁饭碗安定的向往和对自由的不确定性吓住了她。她在火车上把自己比作“黑奴”，但却没有意识到，拴住她的铁链不是别人给她的，是她自己既要又要的贪心。

这让我想起了前不久在会员节目小西漫谈里的一个答疑：有读者问我，中国古代那些官员，动辄被贬谪到遥远的荒蛮之地去，他们在被贬的时候能不能不去呢？能不能辞官归隐呢？

我说这个问题很有趣，其实中国古代被贬官员们是没有资格拒绝被贬谪的官职的。因为古代皇帝与官员之间的关系，其实不是单纯的雇佣关系，而是越到帝制后期就越接近一种主奴关系，官员连年老干不动了，申请退休，都要向皇帝“乞骸骨”——乞求放我这把老骨头回乡等死。皇上在气头上让你发配边疆，你怎么敢不去呢？

这方面的典型例子，比如明代的杨慎，他在“大礼议事件”中得罪狠了嘉靖，嘉靖把他贬谪到云南，杨慎好几次从被贬谪地逃回老家，朝廷都下旨让云南和其家乡“联合执法”，把杨慎在押回云南去“就官”。至少到明代，贬谪带有多大的强制性由此可见一斑。

而对此心知肚明的嘉靖皇帝据说只要一心情不好，就会问近臣们一句，“杨慎何如？”——杨慎那家伙在云南待得怎么样啊？只要听说杨慎过的不好，他就很开心。

但即便是在这样被命运敲死了的不公中，杨慎依然写了很多诗词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首《临江仙》，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”

杨慎是一个一生不肯和他的命运和解的人，哪怕被廷杖、被贬谪、从贬谪地逃脱又被押回，他也硬撑着几根没被打断的硬骨头，就是不跟嘉靖和那个他认为纲常颠倒的时代妥协——这才是女孩在文章中也向往并自许的“文人风骨”真正的样子。

但这跟随时可以下车辞职、却一边抱怨着一边死活要去捧铁饭碗的选择，还是有本质区别的。

前者是无法按照自己想的方式去活，后者是迟早会按照自己选择的活的方式去想。

我想告诉这位女孩的是，其实中途下车，走出体制，并没有她想的那么可怕，三年前我从单位辞职的时候就这么想的——我有手有脚，去哪儿找个什么活干不能养活自己？

甚至此时此刻，我为什么要忍着一身的不适去继续写稿，因为我要完成这次出走的自我证明——我必须要活出个样子来。

只有向往自由的心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有勇气和坚毅，自己开辟出那条光荣的荆棘路。

“闲来写副青山卖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”工作干的不如意，或者觉得愧对本心，辞职就好了。如果你爱惜你自由的灵魂，就该去过自由的生活，无论它将付出的代价是什么。

否则，你就不是在向往自由，你的抱怨最终会如同水入沙地般在你的人生中迅速消失。

你终会变成一颗螺丝钉，

哪怕它不是你原先愿意成为的那颗，

而这，恰恰是最厉害的体制化。

文章的结尾，说句题外话，就是这篇引发热议的文字，题目居然叫做《山花寻海树，不如就春风》。

我没想明白这篇抱怨的文章为什么要起这么一个题不对文的题目——就算作者要追求标题古雅，秀自己“文学方向大拿”的逼格，更切合文章意思的标题也应该是什么《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嘉峪关》之类的吧？

我想了很久，觉得可能恰恰因为作者是中文系的，所以知道王之涣这首唐诗其实是有一点“刺世”感的。

那是唐朝诗人写诗的习惯，什么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，什么“美人帐下犹歌舞”，什么“武皇开边意未已”，唐代的那些诗人，虽然有时候身不由己，但对社会，对国家，是有他们独到的反思的，他们写诗，并不仅仅是自哀身世。

而这种感觉恰恰是作者不想表达的——她没想着刺世，她想表达的，是也只是自己想被体制化，却没有被自己想要的那种体制给体制化的那点小情绪。

这话说的有点绕，但我们这个时代，不知多少人，不知多少自居“学术人”“知识分子”的终极诉求与哀怨，也就到这个层次了——太多的人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，只是五斗米嫌少。

也许是我想多了吧，但时隔上千年，同样是在边塞、同样自诩“文人风骨”的文字，却让人觉得如此的今不如初。

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

知识分子真正的风骨与勇气，于今何处寻觅？

全文完

今天真的状态不好，写了4000字，累的多说一句都无心了，就这样吧。

感谢读完，长文不易，喜欢请三连鼓励支持，多谢了。